在上海，carol带着妈妈吃西餐。（图/受访者提供）

carol想起一位确诊抑郁症的朋友也是这样，“很正常的话，他们会听成负面的”，她推测，妈妈应该是出现了心理问题。

同样发现妈妈不对劲的，还有今年30岁的黄丽玲。

过程非常突然。

那是2022年春节假期的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呼吸声从妈妈的屋里传来。黄丽玲赶紧冲到妈妈身边，只见她一口气迟迟喘不上来，仿佛快要窒息了。黄丽玲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妈妈，吓得着急忙慌送她去了县医院。

急诊室里，医生给妈妈上了呼吸机缓解，检查了一圈说，“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心理作用让你觉得自己呼吸不过来了。”她问妈妈为什么会紧张，妈妈才告知对方自己一年前确诊了抑郁症，正在吃药。

黄丽玲惊了。那个每次和自己通电话都温温和和、平时看起来也非常正常的妈妈，怎么会患上抑郁症？

（图/《我啊，走自己的路》）

后来，她在爸爸口中得知，妈妈在2021年因为尿不出来，并且两个星期没睡着觉，让爸爸带去看了医生，被确诊了更年期抑郁症。

中老年人患上抑郁症并不少见。不少公开数据都曾统计过类似数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在2021年调查了415位北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19.05%的老年人处于轻度抑郁状态，12.17%的老年人存在中高程度的抑郁情绪。

但当自己的父母出现了心理问题，很多子女并不能及时发现。

去年年初，35岁的杨凯在妈妈口中得知爸爸近两个月都睡不着觉，甚至严重到整晚都没办法入睡。

那时爸爸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很顺利，而且发现时还是早期，只用介入就完成了切除。但爸爸似乎并不欣慰。

而且，杨凯发现爸爸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图/《我的朋友》）

每次回家，爸爸都特别安静。原来家庭聚餐的时候，总喜欢“提一杯”“走一个”的爸爸，现在就是往角落里一坐，无精打采的，也不说话也不交流，“感觉魂都被抽走了”。有时候还会在客厅里踱步，家里人问他想什么呢，又连连否认，“没想什么”。

爸爸的身体也变糟了。开始出现了排便困难、心脏疼、后背疼的情况。甚至有两次被救护车抬走过，去医院做了一番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异常。

去年5月，杨凯时隔1个月回家，发现爸爸瘦了有30斤，而且就算吃了安眠药还是难以入睡。他觉得爸爸精神应该出了问题，“可能是抑郁了”。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欧阳铮曾在2022年发布过一篇名为《老年抑郁症群体急需关注》的文章，就指出“老年抑郁症常常出现在患有心脏病或癌症等慢性病的老年人身上，因而老年抑郁症往往被老年人及其家人忽视。”

患癌后，杨凯爸爸为了调理身体，推掉了手里的工作，之前做技术总监的爸爸便觉得自己丧失了赚钱的能力。而且他心里总提心吊胆，既担心复发，也接受不了自己还不到60岁，就得了癌症的事实。

爸爸的状态越来越差。

事不宜迟，杨凯决定带爸爸去医院。

艰难的就诊

带爸妈去医院看心理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爸妈”和“心理医生”两个词，能搜到的大多是爸妈带着孩子去看心理医生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是类似“爸妈不愿意去医院该怎么办”的求助，零星夹杂着几个成功带爸妈去医院的分享。

因为睡不着件这件事已经够让杨凯爸爸苦恼了，杨凯没费什么口舌，就带他来到医院。但对于绝大部分父母来说，根本就没办法把自己和抑郁、焦虑、心理问题这些词挂钩，更无法接受子女带自己去看心理问题这件事。

（图/《乘船而去》）

贵阳精神科医生郑蕾曾在小红书上分享过这样的案例——

一位中年女性因为偏头痛去医院检查无果，医生建议她去精神科诊断，却被拒绝，“我就是偏头痛，吃点止疼药就好了！看什么精神科！我又不是疯子！”最后还是在女儿三番五次、又哭又闹地游说下，才成功把妈妈带去做了检查。

如何让父母接受做心理咨询，是年轻人需要跨过的第一道门槛。

carol从一开始就知道妈妈肯定无法接受看心理医生，“会觉得我把她当一个病人，觉得我不孝，让她去看病”，她想了个法子，说服妈妈去做心理咨询。她和妈妈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活动推广，100块钱就能体验一次人际关系调理，“我们两个平时好像一直吵架，好像我脾气有点差，总是和你发火，要不趁着这次活动，你也陪我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不耐烦，”她把问题归到自己身上，“正好你也听听医生怎么讲，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

在得知妈妈患上抑郁症后，黄丽玲也想过带她去看心理咨询，但一小时三、五百的价格，妈妈觉得太贵了，不想浪费女儿的钱。黄丽玲就想带妈妈去医院系统检查一次，但妈妈担心麻烦女儿，总是婉拒。

（图/《机智的医生生活2》）

直到去年妈妈退休，黄丽玲把她接到广州来玩一段时间，才有了带妈妈去医院的机会。

在医生的筛选上，也让不少子女犯了难。

挂号时，黄丽玲想找一位专攻更年期抑郁症的医生，却发现没有一位医生曾在简介里写自己“擅长更年期抑郁症”。后来还是通过关键词搜索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说自己擅长女性的心理问题，才挂了广州脑科医院精神科的号。

而杨凯最初想带爸爸去北大六院（北京一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面诊，但抢了几次号都没成功，后来还是家里的堂妹帮着挂了一位其他三甲医院的心脏科专家，说是对失眠比较有研究。

去医院那天，医生看了看杨凯爸爸吃的安眠药，却泼了一盆冷水，“你都吃这么多药了都没管事儿，我也没什么办法。”他试图开解赵爸爸，“你不要想不开，涿州发大水死了那么多人，人家招谁惹谁了？你这个病很正常的，可以回家看看毛选，把里面的话打出来贴到墙上，每天读一读。”

治疗不了了之，杨凯只能带着爸爸回家。结果一周后，妈妈告诉杨凯，爸爸的情况更不好了，“好像被医生数落了一顿”。

也更别用自己的视角去期待一次面诊所带来的“疗效”。

1月中旬，carol带着妈妈来到了一家可以进行一对二咨询的机构。

她记得高考前，自己因为焦虑出现了失眠的症状，妈妈把自己带去看心理医生，这让她天然地以为妈妈是一位开放、开明，能听进别人意见的母亲。但这次咨询的成效并没有如她所愿。

因为是一对二，所以carol和妈妈每人被分到了半小时的咨询时间。

carol第一次带妈妈去诊室。（图/受访者提供）

过程中，咨询师让妈妈给自己打分，妈妈给自己打了不及格，觉得自己和老公关系处得不好，和孩子处得也不好，很失败，还哭了一通。

后来咨询师又问妈妈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妈妈说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非常严厉和传统的，成长环境是很优越的。但在carol听来，妈妈是在炫耀，“因为面子，她想给外人觉得她很不错。”

后来咨询师和俩人解释了彼此之间为什么会有观念的冲突，并劝妈妈，“孩子长大了要放手”“你小孩是你们家学历最高的人，你有什么理由不听他的，反而坚持自己的看法？”

一个小时的咨询结束，carol觉得自己打开了一个视角，有些理解了妈妈的所作所为。她以为妈妈封闭的内心至少也能撬开一条缝，便问妈妈，“今天这一套下来，你有没有一点点觉得有新的知识或新的观点和你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人就是在放屁！”妈妈开始激动，“她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要管你了，怎么可能一个妈妈不管孩子？”她越说越生气。carol意识到，和妈妈的第一次心理咨询，彻底失败。

就医的决心

带父母就医，必然需要决心和耐心。

去年8月中旬，杨凯终于抢到了北大六院睡眠医学科的号。

就诊那天，刚走进医院，乌央乌央的人就映入眼帘。杨凯和爸爸坐在诊室门口，放眼望去，有和父亲年龄相当的，有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他劝父亲，“你看这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问题，这种事情很普遍。”

面诊时，医生告诉杨凯，爸爸不是抑郁，而是焦虑，还是一种螺旋式的焦虑——因为担心复发而焦虑，焦虑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会对身体有伤害，对身体有伤害就会引发肝损伤，肝损伤就容易复发。医生建议让爸爸住院2周，“能够把睡眠调过来的话，慢慢就能恢复了。”

杨凯当天就让爸爸住进了睡眠病房，自费，一天4000块。“就当出去度假住高级酒店了。”杨凯和爸爸开玩笑，“一次能看好了比什么都强，要不然这样太痛苦了。”

治疗是在一个全封闭的环境里。爸爸每天要接受正念治疗，电休克物理疗法，药物治疗等好几种治疗。期间，杨凯去医院探视过一次，爸爸告诉他说自己睡得比以前好许多了，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

杨凯送爸爸来北大六院就医。（图/受访者提供）

反反复复的就医，也是有的。

第一次带妈妈去医院时，黄丽玲发现妈妈还有点害怕和医生交流，大多都是让自己转达，围绕着些指标性问题，比如有没有过自杀倾向，有没有幻听等。但很奇怪，第二次复查妈妈变得非常主动，甚至主动和医生说，“我觉得自己好开心”“吃了你的药感觉很舒服，心情也很轻松”。

黄丽玲感觉到了妈妈的异样，好像在尽可能地把自己往好方向说。她只能让妈妈先出去，说跟医生先聊一下，后来医生告诉她，这也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

医生给妈妈开了些抑郁症治疗的药物。起初，妈妈还在按时服用。但在第三次复查时，妈妈觉得医生有些不耐烦，不想再去就诊了。加上觉得自己来广州后，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心情确实好了许多，便自行停了药物。一个月后才告诉黄丽玲。

起初，黄丽玲半信半疑，她劝妈妈要不要再去医院看一下，但妈妈拒绝了。她观察妈妈没什么异样，便没再坚持。直到今年年初，妈妈因为患上肺结核睡不着，又开始慌了，变得狂躁，甚至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控制不住地抖手抖脚。

3月，为了帮助妈妈更好地解决痛苦，黄丽玲又做了一些功课，准备带妈妈换一家医院和医生面诊。妈妈也看到了女儿为了自己病情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乖乖和她去了医院，结果被诊断抑郁症复发。

妈妈有些沮丧，感觉自己前功尽弃了，黄丽玲也担心再吃药会对妈妈的身体有影响，为了让妈妈赶紧痊愈，黄丽玲又开始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carol也在寻求新解法。

（图/《我啊，走自己的路》）

她把第一次失败的经历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评论区有人劝他，“你不如改变自己，别去改变你妈妈了，这么多年的认知，怎么可能说改变就改变？”但carol担心如果不加干预，自己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糟。

也有人给carol指出，“也许是因为心理咨询师段位也不够高，厉害的心理咨询师可以曲线救国。”接着，有网友给她推荐了一位老师，说可以采用线上的方式介入。

carol觉得这样既不需要自己再带着妈妈到处跑，又能让妈妈和咨询师一对一沟通，或许就能更敞开心扉了。今年2月，她决定再让妈妈试一次。这次，她告诉妈妈，“这位咨询师是同事的哥哥，咨询都是免费的，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或许妈妈也在为现在的状态而痛苦，想改善这种状态，便没拒绝，和咨询师沟通了3次。

但妈妈从没主动和carol说过自己的感受，“因为妈妈始终带着一种高姿态，她觉得她是家长，不能把这些脆弱或是坦诚的东西暴露在女儿面前，他还是有一种威严感或是面子（在顾虑）。”carol这么猜。

她只能私下问咨询师是怎么和妈妈进行沟通的。咨询师告诉她，要先认同妈妈的付出和观念，也要引导妈妈去换位思考。同时，她也应该去设身处地想一想，能不能做到像妈妈一样的付出和牺牲。

“做不到，确实很难。”carol开始反思。

对症下药

中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多是在各种外界刺激下的爆发。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carol想到几年前，妈妈就已经变得不开心了。

这背后和妈妈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妈妈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也是家里4个兄弟姐妹中和爸妈离得最近的一个，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外公外婆的责任。

妈妈56岁那年，外公去世，又赶上自己退休，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为了帮妈妈转移注意力，carol鼓励她多出去和朋友玩一玩，唱唱歌跳跳舞，转换转换心情。

之前妈妈的精力大多用在了女儿和家庭上，家里的亲戚自然而然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贤妻良母，所以当妈妈重新回归社交，亲戚们都觉得她性情大变。

（图/《我啊，走自己的路》）

久而久之，兄弟姐妹就开始因为赡养父母的问题出现矛盾和争吵，关系也越来越僵。

妈妈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姐姐出去玩，母亲就是一副非常认可的样子，而自己说要出去玩，母亲却觉得那有什么好去的。妈妈觉得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做事最周到、最用心的那个，别人根本都没干什么。

但她却没办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在carol看来，妈妈就像是电视剧里总是委屈自己的角色，始终强迫着自己去接受一套标准的社会体系，比如要守时节约，比如要干净卫生。当情绪一直没办法释放，久而久之，妈妈也会用同样高的标准要求身边人，所以她才会在看到自己家里有一点灰尘时，就会破口大骂。

carol有些理解了妈妈的所思所想。

可妈妈之前一直是个开明的人，会鼓励自己多去看世界，多去尝试新鲜事物。为什么现在却无法接受别人的建议了呢？

carol意识到，或许是因为妈妈退休后与社会脱节，生活变得闭塞且无聊，才会思维变得固化，没那么容易接受别人的说法。所以每当自己试图去扳正妈妈的想法，双方总是不欢而散。

耐心对待，是改善母女关系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图/《三天的休假》）

慢慢地，carol学会了在妈妈面前“装样子”。既然妈妈爱干净，就当着妈妈的面搞卫生，妈妈关注自己的体态，就不在妈妈面前驼着背玩手机，妈妈要求自己做些什么，就会立即执行。

她也学会了给妈妈提供情绪价值。每当妈妈把自己跳舞的片段发到家庭群里，carol就会夸妈妈，“跳的真好”“你组织的真棒”。

在这个过程中，和父母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把妈妈接到广州后，黄丽玲和妈妈深入地聊过几次，而妈妈也曾和女儿袒露过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

妈妈告诉黄丽玲，自打结婚以来，爸爸就没怎么爱护过自己。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推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就出去打牌，打到很晚都不回来。爸爸也没上交过工资，从没给过经济上的支持，自己要工作赚钱，还要一个人照顾抚养小孩。爸爸的脾气也很差，稍微有些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大声讲话，甚至吼自己。每当自己想要倾诉些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当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那一刻，黄丽玲意识到，妈妈可能完全没感受到被爸爸爱着，“我爸就是那种丧偶式的伴侣”。

几年前，妈妈还能隐忍。可更年期后，随着激素的下降，妈妈的情绪也跟着震荡。

这个时候，陪伴也是必不可少的。

每次妈妈来广州，黄丽玲都会陪着她去做各种事，比如夜游珠江，或者去公园打卡，让妈妈转移注意力。

黄丽玲陪妈妈逛公园。（图/受访者提供）

她会像照顾小朋友一样对待妈妈。无论妈妈说什么，她都会给予回应，哪怕是一声“好”或是“嗯”，目的是让妈妈知道自己有在倾听。

她也会像carol一样鼓励妈妈，无论妈妈做了多小的事情，比如夸她“地板拖得好好”“这顿饭做得好香”，让妈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她还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提点爸爸，“你娶到这样的老婆已经很难得很幸运了。”

好在爸爸也在妈妈确诊抑郁症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会主动带着妈妈去医院治疗，督促妈妈去医院，还会上网查资料自学如何宽慰抑郁症病人。

慢慢变好

努力终于有了成效。

睡眠好转后，杨凯明显感觉爸爸的情绪也好转了。至少能待住了，不会再满屋子来回走了。今年3月，爸爸还自己找了个汛期改造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有时候还会告诉妈妈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说老板要请客，自己要跟着作陪。爸爸的生活在逐渐回到正轨。

但杨凯的心里还是绷起了一根弦。

他担心如果爸爸的肝癌复发，会不会再一次影响爸爸的情绪？可这种事情谁都拿不准，自己能做的，只有带着爸爸定期体检。他有些惭愧，因为工作自己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父母身上，“还挺心酸的，没有尽到很多孝心。”

（图/《阳光普照》）

但同时，他感觉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爸爸。之前他总觉得自己懂的比父母多，或是如果自己遇到生病这种事肯定处理的比父母好。

但就医过程中，看到爸爸能自己一个人坐着两小时的公交，从北京密云到市里，自己一个人在病房住院治疗，又在好转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很佩服，“如果你让我来处理，可能我未必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

黄丽玲也在陪伴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成长。

她已经学会了从电话中判断妈妈的状态。有时不在妈妈身边，她会每天都给妈妈打个电话，从语气中判断妈妈对不对劲，“比如她很开心和你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开心，当她开始支支吾吾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问题。”

她也更有耐心了，“以前觉得自己才是中心，希望父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她已经能为了爸妈去付出一些努力，一个人带着妈妈去医院，一个人照顾妈妈，也有了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图/《郊游》）

后来，她把这段经历以“陪妈妈度过漫长反复的抑郁症”为系列，记录了这个过程中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希望呼吁更多人关注父母的心理问题。

过程中，她收到了一条网友的私信，说自己的妈妈也是重度抑郁，因为不配合治疗，两个礼拜之后就跳楼自杀了。也有网友给黄丽玲评论，“一定要好好陪伴妈妈”，因为自己的妈妈就因为抑郁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失去妈妈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真的行动起来，做一些措施。”黄丽玲感叹，“很多人都可能表面上说我很care爸爸妈妈，但你是不是真的耐心听她说事情了？会不会有耐心去开导她？”

黄丽玲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在把妈妈接到广州时，她的状态还算稳定。没有像之前一样再有自杀倾向，或是抗拒吃药。在每月一次去医院复查、开药，以及自己的陪伴下，妈妈已经从抑郁症变为焦虑状态了。一切在慢慢变好。

黄丽玲给妈妈拍照。（图/受访者提供）

carol和妈妈的关系，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肉眼可见的，她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控制欲。今年十一，carol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妈没再强制地管着自己，也没再批评自己，也开始听劝了。甚至还实践起了咨询师教导的“表扬要大声，批评要小声”，总会夸carol做得真棒。

咨询师线上介入后，carol妈妈给carol的留言。（图/受访者提供）

离家前，carol和妈妈感叹，“我感觉这次回来你的状态要好很多”。妈妈却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变了，反而说是carol在老师的指导下发生了变化。

carol确实也有了变化。

她在和妈妈的关系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之前她总是用一种说教的态度去和妈妈表达一些观点和理论，尽管这些观点是进步的，是正确的，但在妈妈听来，好像在训学生一样。

现在，她不再试图纠正妈妈的观点，更多的是理解和安慰，当妈妈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而生气时，她会说“怪就怪在你太好心了”“怪就怪在你太体贴了”。

当然，必要时carol还是会搬出咨询师的身份，“你忘了他当时是怎么跟你沟通的吗？”

（图/《妈妈！》）

前些日子，妈妈给舞蹈团编排的舞蹈节目成功完成，舞蹈团的姐妹都在感谢和认可她。也许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carol能感觉到，妈妈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